陈育生

　　13岁毕业于永城高等小学。1919年春，考入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此后，阅读了进步书刊《新青年》、《向导》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夏，考入上海南洋大学，同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寒假返家期间，与韩子黎、屠庆棋等组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永城县支部和进步青年团体“太丘读书社”，在永城播下了革命火种。1925年夏，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组织学生罢课、集会演讲，愤怒控诉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此后，又作为学生代表到安徽省宿州等地巡回演讲，报告“五卅”惨案的真相，组织沪案后援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担任中共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10月，任中共上海法租界部委组织部长。1927年1月，任闸北部委组织部长。1926年10至1927年3月，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组建工人纠察队，带领学生支援工人的斗争。

　　1927年夏，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监狱。在狱中，坚持斗争，组织狱中难友会，并作囚歌鼓励难友。面对敌人严刑逼供，宁死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1928年秋，被党组营救出狱，调到中共河南省委负责青年学生运动工作。在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学生运动。1930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无休止地举行“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党的领导机关多次遭敌破坏，许多党团领导干部被捕入狱。新组成的河南省委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也断绝。

　　后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中央从上海拨给河南省委1万元大洋活动经费，直接寄给他收转。此事引起河南反动当局的怀疑。1931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3月22日，被敌人杀害于开封西门外刑场。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

　　陈育生自幼受其父思想性格的影响和熏陶。他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3岁毕业于永城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春，考入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第三期英文科。与他同时考入该校的永城籍学生，还有其堂兄陈秀生、表兄屠庆祺以及县北侯楼的侯镜如等三人。陈育生在校学习非常认真，各门功课均为优等，数理科成绩尤其突出，每次考试都是100分。他常说：“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学好文化是将来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资本。”

　　1919年夏，北京学生掀起大规模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河南省城开封的学生纷纷响应。陈育生与同学侯镜如、屠庆祺、王大中等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检查日货，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1922年夏，共产党员李之龙来河南宣传马列主义，在开封成立了进步组织“青年改进俱乐部”。陈育生主动参加了这个组织。之后，他天天向俱乐部跑，积极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先驱》等进步书刊，从中汲取革命的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

　　1923年冬，陈育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父亲筹措了2000元现大洋，让他赴美国留学。陈育生却认为：“祖国灾难沉重，民不聊生，有志者应立足本土，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他说服了父亲，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于1924年夏考入上海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前身)电机工程专业班学习。

　　南洋大学所在地徐家汇，是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活动中心，进步思想空气比较浓厚。陈育生入学后即受到强烈的革命氛围的影响和熏陶。他主动接触进步师生，一些进步师生也有意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借给他《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唯物史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阶级争斗》等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书刊。他认真阅读这些书刊，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24年冬，陈育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南洋大学校园内更是群情激愤，立即举行罢课。陈育生等骨干分子将师生们分成若干小组，分别深入到各工厂、学校、街道商店和贫民区，领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上街游行，集会演讲，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要求政府收回租界，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陈育生还带领一队工人、学生队伍，深入商店检查焚毁日货。之后，他又作为上海学生代表北上安徽蚌埠、宿州及河南永城等地巡回报告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把五卅爱国运动推向内地。1925年夏，陈育生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永城，早在1924年寒假，陈育生返家度假期间，即在永城联合进步青年蒋一峰、韩子黎、屠庆祺等40余人，成立进步青年组织“太丘读书社”。此后，他不断从上海寄给“太丘读书社”各种进步书刊。1925年寒假，他与韩子黎、屠庆祺、赵仁等成立了永城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并在“太丘读书社”成员中培养发展对象，壮大革命力量。

　　陈育生每次回家探亲，都在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中传播革命道理和共产主义思想。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劝说家人：“应该把多数土地分给少地和无地的贫苦农民耕种，而不是租给他们。我们自己不劳动，却要每年收取他们用劳动血汗换来的租粮，这就是剥削他们。有钱的财主应该与无钱的穷人讲平等，而不应该压迫他们、剥削他们。”他经常到厨房帮助佣人做饭。他说：“佣人也是人，无非贫穷，我们对他们要讲平等。”家中分配土布时，他说服家人，分给佣人一份。他还向家人讲述上海女工争取独立自由平等、学习文化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动员妻子、嫂子、姐妹们放足，剪短发，学习文化。他教育家人：“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要当社会前进的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要毫不留恋地抛弃那些腐烂的东西。在将来的社会中，妇女享有男子所有的一切权力，将与男子一样参军参政，在政治上、经济上达到平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进步的标志。”

　　1926年3月，陈育生任中共南洋大学党支部书记，不久又调任中共上海区法租界部委组织委员，负责南洋大学、同文大学和文治大学及徐家汇工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7年1月，陈育生又被调到党的力量比较薄弱的上海闸北部委任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中旬的一天，陈育生在徐家汇工人夜校进行罢工动员，他说：“北伐军即将进军上海，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全体大罢工，进而武装暴动，配合北伐军消灭北洋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建立革命政权。”在他的指导下，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护罢工秩序，防止敌人破坏，保护工人兄弟的安全，配合北伐军打击敌人。另外又成立了一个善后救护队，负责联络和救护负伤的同志。

　　3月21日，由共产党人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罢工指挥部一声令下，上海80余万工人举行全体大罢工。在徐家汇工人夜校前的广场上，集合着万余名工人，纠察队员整齐地列队在会场前面。陈育生站在台前发表慷慨激昂的鼓动性演说：“我们要民主自由，我们要当家做主人。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坚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争取革命的胜利。”万余名工人齐声高呼“打倒军阀”、“斗争到底!”这时，传来罢工总指挥部的命令：“马上将大罢工发展成为武装暴动，扩大工人纠察队，立即向各附近的反动军阀部队展开进攻，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的帮助下，陈育生将徐家汇工人纠察队扩大到3000人左右，分成四个大队，16个中队，每个中队配一个救护分队。纠察队员除有部分枪支外，大部分手拿木棍、铁棒、锤子、大刀、菜刀等作为武器。

　　进攻开始了。北伐军攻打上海的隆隆炮声，愈响愈烈，愈响愈近。陈育生和侯镜如指挥徐家汇工人纠察队向驻守在附近的直鲁联军毕庶澄部展开了勇猛的进攻。敌人凭借街头堡垒工事拼命顽抗，弹如飞蝗，不时有工人弟兄负伤倒下，进展缓慢。陈育生即与侯镜如等商量：“敌人的火力太猛，而我们大多是长矛大刀，不宜硬攻。现在留一部分火器在正面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其余人分成两路，从左右两则包抄敌人，三面夹击，使敌人防不胜防。”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陈育生亲自带领一队工人借助民房的掩护，从左侧迅速迂回到敌人侧后，突然大喝一声“缴枪不杀!”敌人猝不及防，只得乖乖地放下武器投降。有几个敌人扔下武器就跑，没跑多远又被纠察队员赶上揪了回来。

　　攻下第一个堡垒，夺取了部分武器，取得了经验，增强了工人的胜利信心。在21日夜晚的战斗中，工人们凭借熟悉的地形地物，在夜幕掩护下，一枪不发地夺取了敌人一个个据点和堡垒。敌人迅速土崩瓦解，工人武装于22日占领了整个上海，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胜利后，陈育生又带领救护队救护负伤的工人，抚慰烈士家属，掩埋烈士遗体，做好善后工作。正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右派集团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陈育生也因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而遭逮捕，被关押于上海龙华监狱。

　　在狱中，陈育生继续坚持斗争。他组织了狱中难友会，把狱中难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敌人。他作了一首诗，激励狱中难友对敌斗争的决心。诗中有这样几句：

　　罪犯！囚徒!

　　我们犯的何罪?

　　我们为何而被囚!?

　　这都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

　　对我们的残酷压迫!

　　残暴的敌人对他多次审讯，严刑逼供，但他宁死不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敌人没有从陈育生嘴里得到一句他们所感兴趣的话。因无据可查，敌人只得把他长期关押在监狱里。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敌人便以“查无实据”、“年轻可教”为由，于1928年秋将陈育生取保释放，遣返原籍。

　　1928年冬，陈育生被调到中共河南省委负责青年学生运动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教师。他课文讲得好，又多才多艺，喜爱音乐，弹琵琶、拉胡琴、吹笛子都会，深受学生的欢迎和敬佩。校方对他也颇为器重，视为骨干，委以两个年级的课程。从此，他便以此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领导学生运动。

　　1930年，由于中共河南省委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无休止地举行“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暴露了党的力量，许多党团领导干部被捕入狱。军警特务到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开封。尽管环境如此险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为了革命工作，还是毅然谢绝了同学王大中要他到山东省建设厅任职的邀请，继续留在开封坚持地下革命工作。

　　1930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重新组成，陈育生任省委青年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河南省委机关设在开封北大街一个小木匠铺里，陈育生与省委的联络点就设在女子师范学校西边的一个小书店里。书店老板名叫尹善，湖北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销，河南党组织划归长江局领导。适逢长江局遭敌破坏，省委得不到上级指示，经费又断绝了来源。省委即派宣传部长谷滋生到上海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从上海拨给河南省委活动经费1万元大洋，直接汇给了陈育生。此事引起了校方及国民党当局的怀疑。陈育生立即把钱取出，以买教学参考书的名义来到书店，将钱交给尹善，并用暗语嘱咐尹善：“把钱马上给‘家人’(省委)送去，告诉‘家人’，‘东家’(敌人)已怀疑此事，并将采取行动，为防止意外，请‘母亲’(上海党中央)立即‘搬家’(转移)。”

　　果然，敌人派人到学校及邮局查阅了汇款票据，得知款是从上海汇来的，便把陈育生监视起来，派人追查到上海汇款处。然而，敌人在上海查到的却是一座无人居住的空房子。因此敌人更加怀疑，决定对陈育生进行审查。河南省教育厅秘书长何佛清亲自到学校，将陈育生骗到教育厅秘密监禁起来，亲自讯问“款从何来”?陈育生平静地回答说：“是变卖家产所得。因买主是个大家户，在上海做生意，其钱财多存在上海，故从上海汇寄而来。”敌人无据可查，但又不甘心，只得以嫌疑犯的名义将他长期监禁。

　　1931年2月，混入省互济会的警察李保卿等人告密，陈育生及开封市委书记来学昭、省委宣传部长谷滋生、秘书长蒋明华、团省委宣传部长李鸣岐和省互济会主任尹文堂等相继被捕，在开封的党团省委和开封市委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对陈育生施用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他坦然而轻蔑地对刑讯他的敌人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了，就不要再逼了，是杀是剐全在你们。再逼问，你们也不会比现在知道得更多。”在狱中，他让人捎去一封家信，信中表示“生死存亡，在所不计。”嘱咐家人要节哀，不要为他过于悲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敌人在陈育生身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便决计杀害他。1931年3月22日，敌人将陈育生、蒋一峰、来学昭、王黎生等九人押赴开封西门外刑场。临刑前，敌人还妄想陈育生会在死亡面前屈膝，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没有。陈育生昂然回答：“有！那就是不能亲眼看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你们这些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而感到遗憾!”刽子手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陈育生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陈育生牺牲后，遗体被亲属运回永城陈楼村安葬。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陈育生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