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明孝宗)

　　1470年

　　出生

　　成化六年七月，朱佑樘出生于西宫。

　　1470年

　　早年坎坷

　　朱佑樘之父明宪宗朱见深，由于特殊的身世，独宠万贵妃一人。万贵妃在后宫之中权势滔天，但始终没有子嗣，于是对于他人所生皇子十分忌惮。朱佑樘之母其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偶得皇帝明宪宗宠信而生下朱佑樘。所以朱佑樘从小就时刻有生命危险。后为了防止万贵妃对其下手，被周太后接到宫中养育。

　　1475年

　　被立太子

　　成化十一年，朱佑樘6岁。明宪宗敕礼部命名。六月，朱佑樘之母去世。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

　　1487年

　　登基

　　成化二十三年春，万贵妃病死，朱佑樘之父明宪宗也因悲伤过度而崩。九月，朱佑樘即位，次年改元“弘治”。

　　1487年

　　斥佞用贤、弘治中兴

　　朱佑樘即位后，排除了明宪宗时期的万贵妃势力，扫除了万安、万喜、李孜省、梁芳等奸佞之臣，而进用了宪宗朝被排斥的王恕等贤直之臣，开启了斥小人、进正人的局面。一时风气大改。此后，明孝宗勤于政事，任用贤能。相对于正统以来的诸位皇帝，在明孝宗朱佑樘的治下，出现了吏治清明，国家繁荣的局面。

　　1489年

　　治理黄河

　　治理黄河水患一直是明代政府的难题。弘治二年（1489），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朱佑樘命户部侍郎白昂等筑堤。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并阻塞了漕运通道。朱佑樘任用老臣刘大夏治水。刘大夏筑堤疏河，于弘治八年（1495）完成河工，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

　　1490年

　　减免赋税

　　从1490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开始，朱佑樘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税要求，几乎全部表示同意。

　　1495年

　　沉迷道术，逐渐懒惰

　　宦官李广等以道家之术迷惑皇帝，使孝宗朱佑樘时常游宴宫苑，修习养身之术，朝政渐堕。

　　1497年

　　恢复勤政

　　受到了直臣内阁首辅徐溥、侍讲王鏊等的触动，开始重新勤政。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因患水痘而死。太皇太后将之归罪于太监李广等崇信左道。李广等自杀。明孝宗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弘治朝政得以重振。

　　1497年

　　编制《大明会典》、《问刑条例》

　　弘治十年（1497）开始，至弘治十五年完成，编制了《大明会典》，同时制定了《问刑条例》，删除了朱元璋所定《大明律》中多项残暴法令。

　　1505年

　　朱佑樘崩

　　弘治十八年五月，朱佑樘崩于乾清宫，年仅36岁，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照。

　　早年经历

　　明孝宗朱祐樘的童年非常坎坷不幸。成化初年(1465)，在大藤峡之战中，明廷夺取修仁(今广西东部)、力山(今广西蒙山县境内)、荔浦(今广西荔浦)，复向大藤峡进军，在这过程中明朝军队俘虏了许多瑶族子女，其中相貌生得好的女子便都被送进了宫中。而朱祐樘的母亲纪氏就在这一批人当中，他的生母纪氏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纪姓叛乱平息后，少女纪氏被俘入宫中，管理皇帝私房钱。一次宪宗偶尔经过，见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夜。事后，纪氏怀孕。宠冠后宫的万贵妃知道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纪氏的人缘很好，派来的宫人不忍下手，回报万妃时就谎称是肚内长了瘤子而不是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纪氏是在万贵妃的阴影下，于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万贵妃曾数次搜查，都未找到。就这样朱祐樘一直吃百家饭长到六岁。

　　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时，宪宗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宪宗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宪宗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宪宗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己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感慨万千。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之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宫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继位为帝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去世。皇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然而宪宗留给18岁太子朱祐樘的，是一个朝政紊乱，国力凋敝的江山。在这个上天有意安排得千疮百孔的舞台上，孝宗皇帝用自己的宽容与勤奋力挽狂澜，让明朝得到了中兴。

　　理性治国

　　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孝宗一直身弱多病。但孝宗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间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朱祐樘提倡直言进谏，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孝宗皇帝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统治后期

　　由于孝宗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希望通过佛道之术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深得孝宗的宠信。后来李广畏罪自杀，孝宗以为李广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孝宗这才醒悟过来。李广事件唤醒了那个沉睡多年的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他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勤政时期。朱祐樘开始不断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重新远佞臣而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大力整顿朝纲，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

　　英年早逝

　　大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岁。他在弥留之际召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命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照，并叮嘱诸卿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最后给太子朱厚照的最后嘱咐是“任用贤臣”。

　　经济

　　正统以后明朝最大问题就是知异域懂边事的名臣寥寥，文官少有知军事实践者全以古法空谈推演。但朱祐樘朝却相反，名臣辈出其中谢朝宣、李韶、陈金、沐昆等人皆是有明一代最具远见的边臣能吏。

　　朱祐樘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明孝宗在内政治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孝宗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年间，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8935户，人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宪宗朝时一度废置。孝宗开始坚持日讲，同时，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孝宗勤政图治的做法，与他父亲的怠于朝政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军事

　　朱祐樘重视军事，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过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1488年，朱祐樘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给金印，冠服”，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识破其诡计，只得献还哈密金印。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不已。1497年，明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朱祐樘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

　　他爱护武将，如马文升在兵部尚书任上，一次就罢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的军将，得罪了许多人，朱祐樘坚定地支持马文升整军，甚至还特地派一些大内侍卫保护马文升。他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役使团营军士。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的反复多次入侵，均进行有效打击，使其败走。最著名的战役有：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1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

　　朱祐樘奉行和平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朱祐樘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对此，史家褒贬不一。但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乌斯藏、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

　　成化年间房能、李实、白圭力主搜套，后虽有红盐池之战的败套，然仍不能复套守东胜，竟筑延绥边墙。吏科给事中程万里最早提出“捣巢”建议，以当时情况来看，程万里的建议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惜成化君臣对河套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未予足够重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到了弘治时，陕西监察御史李鸾上奏因明庭弃守东胜卫，导致现在明朝官兵面对以东胜卫旧地为基地的鞑靼凡数十的入寇一筹莫展，被戮、掠人、畜不可胜计。面对轻骑俟间窃入，杀掳人畜，官军截杀必有报复之心的鞑靼人，吏部右侍郎王鏊力主遣死士捣巢剿套，明孝宗意动，被大臣赞为真英主，南京刑部员外郎李祚、户科右给事胡世忠以宋夏之警例，建议明孝宗效仿唐朝筑三受降城，然因明军纪律下降皆不能从行。

　　明人赵士祯的《神器谱》:“我闻先朝土鲁番吞并属番哈密，中国置经略大臣征兵数万分道出援，缘土鲁番借得噜密神器，天兵不能救，竟为所并。”(《神器谱》卷二)明弘治八年(1495)十一月，由于土鲁番酋长马黑麻据哈密称可汗，“且扰沙州明廷派兵分路进攻哈密，得胜而还，但次年土鲁番又来攻扰，难以防守，乃放弃哈密。”(《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下)“借得噜密神器”就是这个时候。噜蜜，鲁迷(Rumi)即汉文史料的奥斯曼帝国，这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明朝间的知识流动，应与中亚河中诸汗国的火器引入及丝路贸易有关。

　　因明孝宗处理不当，蛮莫归属问题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成为导致土司间再起争端的关键因素。蛮莫地位置极其重要，其地“紧靠孟养东部大金沙江东岸，垂于孟养胸前，又为自干崖、南甸、陇川西南入孟密、缅甸的门户”①,孟密崛起时控制蛮莫得以步步蚕食木邦，而孟养过江也尽力占据蛮莫，对边地各土司产生威胁。孟密、孟养得以相继在土司争斗中占有重要优势，与控制蛮莫地区有着重要的关系。自成化年间到弘治十六年(1503年),蛮莫两易其主，成为司争夺的重要地区。南巡抚陈金考虑到这些因素，认为蛮莫“认为蛮莫“不可复木邦、孟密，又不各畀陇川、干崖、南甸宣抚司”,最好开设衙门，由腾冲派兵守御。但明廷中央因“地方悬远，瘴疠难守”等因素，将其重新划归木邦，引起孟密等土司的强烈不满孟密与木邦双方暂时和好的局面也因此而遭到破坏。虽然因孟养的侵入而导致实力削弱，但孟密仍坚持要与木邦争夺蛮莫，双方的仇恨重新被点燃，边地的稳定也就无法真正实现。

　　明代自正统以来，军事武备逐渐走向衰落，京军疲惫，边防松弛。为振兴军备，明孝宗依靠以马文升为主要代表的朝臣，在京军整顿与边备守御上做了种种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多少改变了边备空虚的弱态，为"弘治中兴"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但因积弊年深日久，弘治一朝的军队和边防问题依旧百弊丛生，这些小修小补更加难以扭转明朝军事力量日益衰落的趋势。

　　文化素养

　　孝宗的文化修养，首先得益于他较早的合法的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六岁时就被父亲宪宗立为太子。9岁的时候就出阁讲学了。皇太子出阁讲学是接受正规教育的开始。担任教育的官员一般都是学养深邃之人。所以，孝宗从九岁出阁讲学到十八岁（虚岁）即位，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九年教育。

　　三德才艺

　　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的说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在明代皇帝中，尽管孝宗在遵守儒家的伦理上做得算是最严谨的了，却不愿放弃他对于艺术的爱好。《明史·艺文志》，可以看到孝宗有《诗集》5卷，可惜已经失传。

　　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弘治皇帝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清人姜绍书就提到弘治皇帝爱好绘画与琴道的事情。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乐曲，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弘治皇帝不要耽于声乐，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弘治皇帝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例如，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对吴伟说：“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弘治皇帝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颂，主要在于他始终在表面上给士大夫们留下充足的情面。

　　善良宽容

　　幼年失母，对于孝宗影响深远，也许孝宗后来的善良、温和、宽容，除了儒家的教育之外，还源于幼年时弱者的心态。孝宗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最能体现他的宽容。尽管传说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但是，当他即位后一位官员上疏要求惩办已死的万贵妃及其族人的时候，孝宗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不愿接受。作为一个皇帝，他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却遭了很多罪，受过无数恶毒的伤害，但最终却又选择了无私的宽恕，这就是明君的胸怀与气度。

　　厉行勤俭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一夫一妻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男人三妻四妾是常事，也是旧伦理道德体制允许，并受国家法律保护。一般讲，身为皇帝九五之尊之人，更是三宫六院女人成群，其中佼佼者像唐玄宗和晋武帝之流，其后宫佳丽数量足可组建一个整编师。即使差到像光绪一样惨，也有一后二妃共三人，所谓一夫一妻似乎永远跟皇帝们无关。

　　但事实往往就存在例外，朱祐樘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用实际行动实践男女平等的皇帝。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张皇后，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过着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实在不易。

　　孝宗和张皇后是患难之交，一对恩爱夫妻。从接受的教育看，他也很早就懂得若想当个好皇帝，就不能爱美人废江山的道理。两人每天必定是同起同卧，读诗作画，听琴观舞，谈古论今，朝夕与共。这不经意间的举动，创造了古往今来一个特殊的纪录，也算是朱祐樘作为一代明君的佐证之一。

　　正是由于孝宗坚持只宠皇后一人，使得他成为历代皇陵中只葬着夫妻两人的绝无仅有的典型，给他明君贤主色彩颇浓的一生更加平添了许多亮色。

　　发明牙刷

　　中国在南宋已有牙刷了，在中国四川成都中药博物馆依然展出一把宋代竹柄牙刷，堪称医史文物珍品。美国牙科医学会和美国牙科博物馆等的资料显示，世界上第一把牙刷是由中国皇帝明孝宗朱祐樘于1498年发明的，方法是把短硬的猪鬃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2004年，伦敦罗宾逊出版社出版的《发明大全》一书，列举了人类300项伟大的发明，也把牙刷的发明权归到朱祐樘名下。

　　《明史·本纪第十五·孝宗》

　　《明实录·孝宗敬皇帝实录》

　　明孝宗死后与皇后张氏的合葬在明泰陵。其最后一次修缮是在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年-1787年），此后基本处于自然状态。

　　泰陵陵事的筹划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即位后，即着手筹办孝宗丧事。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对武宗说:“茂陵西面有个叫施家台的地方，是个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寝可以在那营建。”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建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还提议:“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着，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亦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武宗命太监扶安、李兴、覃观及礼部右侍郎王华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视，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总评

　　朱祐樘此人人品极佳，提倡一夫一妻制。一生无大作为，但是很稳定，不胡来，比较勤政，尊敬大臣，做了很多为民的善政。这样的皇帝虽然不能名声远扬，但是能够让自己的子民真正享受安乐了。

　　他也是明代中叶励精图治的明君。朱祐樘的政绩诚然卓越，但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宽厚仁慈，不管对谁，他都是宽厚对待，甚至包括他的仇人。孝宗皇帝登基后并没有去为难死后的万贵妃和她的族人，他没有剥脱万贵妃死后所得到的封赏尊号，也没有对万贵妃的族人做出什么。

　　史书评价

　　《明史》：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历代评价

　　李维桢：体貌大臣，开广言路，节用爱人，休息乎无为。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德泽上昭天，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称弘治之盛，虽汉文、宋仁，何以加焉!

　　查继佐：“帝业几于光昌矣。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暖阁商量，尤堪口法。斥妖淫，辟冗异，停采献，罢传升，革仓差，正抽分，种种明断外，尤莫难于孝穆、孝肃之别祀，万贵妃之免议，于肃愍之旌功。所谓情而安之于义，又列辟之所不能忘也。升遐之日，万姓哀号，岂偶然哉！若夫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员尚多，中贵太盛，囗或移心斋醮，纷费囗，盖积渐者久，未能遽革也。夫果深有得于《太极》、《西铭》诸图书，即何难骑龙而上仙哉!”。

　　朱国桢：“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谷应泰：“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谈迁：“虽寿宁之戚，天下艳之，然宠如窦宪，尚难泌水之园；骄即武安，未请考工之宅。则帝心之端可知矣。”

　　邓元锡：“闻诸父老言，敬皇帝之世，太平有象也。君臣恭和、海内雍安。兆氓益殷炽阜裕，学士争游情于三代两汉之文。洋洋巍巍，斯为盛。语曰：日中必礟，即欲为国家建治平无疆之统，斯千载一时矣。”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白寿彝：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

　　石悦：“朱祐樘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

　　李梦之：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看其所作所为是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是否起了进步作用。弘治当然不同于太祖、太宗的创业，他是守成之君。作为封建皇帝，其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其政权的基础是地主阶级，他还要依靠多数地主的支持，因此，他的改良，或者说是新政，只能是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使这些修修补补，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作为守成之君，他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朱子彦：有明一代，孝宗皇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针对时弊，澄吏治、抑勋贵、慎刑法、固边防、尚俭约、求直言、用贤能，取得了“弘治中兴”的治绩。

　　赵永翔：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

　　沈鹏：明孝宗针对明朝中叶以来的弊政，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实施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使明王朝出现了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刘隆有：明孝宗朱祐樘为政颇多靓丽和温馨，史称"弘治中兴"，是三百年明史罕见的最富暖意、最得人心的篇章。在漫长的华夏古史上，也属深蕴人性光辉的卷帙，《明史纪事本末》将其比之于西汉文帝和北宋仁宗之时。以明孝宗、刘大夏为主角的弘治勤政，也成为我国古史上最为感人的年代之一。

　　卢忠帅：但受传统思想及自身经历的影响，明孝宗仍有一些弊政，如宠信权臣、宦官，偏袒外戚、宗亲，沉迷佛道、宫廷娱乐等。而这些弊政，不仅对当朝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后来明武宗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叶硕：明孝宗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他挽救了江河日下的明王朝开创史称“弘治中兴”的太平时代。儒家的君子观塑造了一代明君而又阻碍了他的进一步发展。

　　伍弱文：朱裕樘在位共18年，励精图治，驱除奸佞，整饬吏治，重用贤臣，革除前朝弊政，采取保泰持盈的政策，保持了明朝的强盛地位，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朱析樘是中国历史上最人性化的皇帝之一。他的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