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潢

　　天资平庸

　　曾国潢自幼就在父亲的塾馆读书学习。但他的天分不是很高，又因过早的担负起照顾祖父母及辅助父亲大人的家务重担，所以在科举奋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

　　1842年，在曾国潢22岁的时候，他就有意离开家乡去外边去边教书边习科举之业。对此，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肯定曾国潢在详尽的家书中表明的志向，“其奋发自励之志，溢于行间”。进而，他开导曾国潢：你想出外，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而，出外如果专心从师问学，那么没什么影响；如果是出外边教书边习举业，则“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大约过了三个月时间，曾国潢经父亲允准与曾国葆到衡阳从师问学。曾国藩反复嘱咐他说：“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而且，还必须做到“从师必久而后可获益”，如果一年换一个地方，“欲求长进难也”。在约半年的从师问学过程中，曾国潢的确下过一番苦功夫，但求效之心太急。长兄曾国藩又在家书中告诫他：“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能有耐力、有恒心，坚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在长兄的多方开导之下，曾国潢注意掌握学习的方法，并在诗文方面用功较勤。

　　过了一年多时间，曾国藩对曾国潢在作诗方面的长进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又告诫他：“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再过整整一年时间，曾国潢等应试不中。为了让弟弟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曾国藩决定让弟弟中的一两人到他身边去深造。

　　进京求学

　　1845年10月下旬，曾国潢与曾国华双双来到京城，在长兄的督教之下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年多点的时间里，曾国潢在学业上有了大的长进。据曾国藩在家书中叙述说：“四弟、六弟皆有进境”；“四弟近日读书，专以求解为急，每日摘疑义二条老问”。同时，他又为“男煮药求医及纪泽教书独任其劳”。而且，在书法方面，曾国潢的进步也很快。

　　1846年11月中旬，曾国藩因朝廷有“诰轴用宝”决定让曾国潢亲自将诰轴送到父亲大人手中。然而，曾国潢不愿放弃温习举业的大好时机而南归。曾国藩于是仿照曾国华捐纳国子监生之例，为其捐此资格，“四弟亦欣然感谢，且言愿意在家中帮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愿再应小考”。从此之后，曾国潢专心辅助父亲曾麟书照料家事，再也无意于科举之业了。

　　回家理事

　　自曾国潢于1846年底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叮嘱他，要在家里好好帮助父亲、叔父管理家事，时时不离祖父左右。并且希望他在细心料理家事，督促弟弟们读书的同时，“须时时看《五种遗规》”，以培育自己主持家计的素质。“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做主。”此后，如果假家中兄弟不和，妯娌不睦，后辈骄恣不法，都是你曾国潢这个做大弟的罪过。他反复告诫曾国潢责任重大，应当以身作则为子侄做出个好样子：“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曾国潢牢记长兄的嘱托，尽心于家事，并且处理的很有条理。在服侍祖父曾兴冈方面，他做到尽心尽孝。

　　1848年7月起，曾兴冈已瘫痪在床，手足不能动弹，曾国潢日夜伺候不离左右。他在给长兄家书中表示：“其中不无艰难处”，但“为子孙应该如是也”。在督促诸弟读书做人方面，他则细心加以开导，毫无烦躁之情。

　　1848年9月上旬，曾国潢去信给在省城的曾国荃和曾国葆，“伏望沅弟凡进场一切，或考或引见”，在仪表方面必需讲究，诸如要穿体面的衣服，到学院门口时须坐在轿子内不要轻易下轿：“一则可以静养片瞬，一则锋芒不使县露，免旁人生忌心”。

　　1851年7月中旬，曾国华、曾国葆面临乡试。曾国潢写信给他们，反复叮嘱说“此时正当考试，应酬甚繁，又值夏天，两弟宜少渡河，保养身体，待乡试鏖战也。”弟弟们的学习和生活用品，他都想方设法及时送到，尽到了父兄应尽的责任。在帮助父亲大人在乡间的交往应酬方面，他也尽力而为，妥善处理。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赞赏他“忠信见孚于人，可喜之至”，并且怀着兴奋的心情托付曾国潢：“此后进而乡党，远而县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在教育子侄读书做人以及婚嫁各方面，他更是花费了更大的心血。

　　助兄练兵

　　1851年1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广西后，其影响很快波及湖南。湘乡境内相继发生几起小规模的会党起事，曾国潢立即帮同父亲曾麟书组织乡团，并配合湘乡知县前往镇压。当然，曾国潢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操持家务上。正如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表示：“弟初学农学圃颇能领略田园真趣。”

　　1852年底，曾国潢随兄曾国藩前往长沙助理训练湘勇，兼治饷糈之事，后来，又随同到衡阳训练湘军。他办事老练细致，深的曾国藩赞许：“澄弟自到省帮办以来，千辛万苦，巨细必亲。在衡数月，尤为竭力尽心。”因其父曾麟书中风瘫痪，曾国潢只得离开军营归家尽心侍奉，同时兼办乡团。

　　主持家务

　　其父于1857年去世之后，曾国潢全面主持家务。为使在军中的兄弟无后顾之忧，他在督课子侄、谨守半耕半读的家风方面尽力按照兄长的嘱咐去做。因此，曾国藩在1860年2月的家书中动情的指出：“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此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多次告诫曾国潢，一定要督教子侄辈在用心读书的同时学做好人，绝对不能稍涉骄奢之境。同时，又多次提醒曾国潢，千万不要干预地方公事，亲友乡民有急难者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予以照顾周恤。总之，一定要做到有福不可尽享，“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土家风味”。越到晚年，曾国潢对兄长的教诲之言理解越深，在治家方面的成效也就越大。曾氏后裔之所以大都成为有用的人才，尤其是曾纪泽等兄弟辈能够做出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与曾国潢对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给予的多方关照、耐心督教是有极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