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早年经历

　　1812年11月10日（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塅。生性颖悟，少负大志。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

　　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而且涉猎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道光十年）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熙龄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1831年（道光十一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道光十二年）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科场失意未能沿着“正途”入仕，但他由此更加潜心经世之学，其志向和才干也得到了包括贺氏兄弟在内的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同年与周诒端成婚。

　　1833年（道光十三年）首次进京应会试，与胡林翼在北京订交。写成组诗《燕台杂感》，涉及新疆形势。

　　1835年（道光十五年）再赴会试，录为湖南省第十五名，不料因超额而被撤下，仅取为“誊录”。不甘屈就，弃职返乡，在周夫人帮助下潜心于地研究。

　　1836年（道光十六年）在湖南醴陵主讲渌江书院期间，结识两江总督陶澍。

　　1837年（道光十七年）在湖南醴陵主讲渌江书院期间，结识封疆大吏陶澍。

　　1838年（道光十八年）第三次落第归乡，途中于南京拜见陶澍，后者主动提议让他的独子陶桄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不久陶澍去世。

　　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期间广读陶家藏书，经营柳庄，钻研农学、舆地，编成《朴存阁农书》，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应对方针。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返回湘阴柳庄。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湘阴大水，赈济乡邻。同年胡林翼向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

　　1850年1月（阴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返乡，约左宗棠于长沙舟中相见；两人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期许良厚。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声名鹊起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3年（咸丰三年）随张亮基入湖广总督幕府，张亮基调山东巡抚后左返乡。

　　1854年（咸丰四年）4月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1855年（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荐左宗棠。

　　1856年（咸丰六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被任命为兵部郎中用。

　　1858年（咸丰八年）在骆秉章的保荐下，加四品卿衔。

　　1859年（咸丰九年）樊燮京控案发，被迫于当年末、次年初离开骆秉章的幕府。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这次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人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1860年（咸丰十年）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2年1月），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进军浙江，在随后的两年中，他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的配合下，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

　　1863年（同治二年）升闽浙总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他在浙江采取种种恢复经济的举措，并攻克湖州等地，从而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二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

　　1866年（同治五年）2月最终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同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

　　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平定捻回

　　1866年9月谕令左宗棠前赴陕甘。末奉诏前往陕甘两省，准备率领各军平定回乱，但因西捻军进犯陕西，加之左宗棠认为捻强于回，遂首先重点镇压捻军。

　　1867年（同治六年）以钦差大臣身份督统军队（陕甘总督由穆图善署理），屡次击败捻军，但因回乱牵制、捻军机动灵活等因素而难以彻底取胜，延川、绥德多次被回民军攻破。上书请罪，部议革职，但朝廷免予处分。是年末，捻军由陕入晋，继而窜犯河南，又北上直隶，京师震动。与李鸿章、李鹤年、官文并皆受革职处分。左率军追击，并且建言献策。

　　1868年（同治七年）协助李鸿章剿灭了西捻军。入京觐见，受到褒奖，他则指出平定陕甘仍需五年时间。

　　1870年（同治九年）2月刘松山阵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其后，马化龙鼓动回民军大举进犯陕西，不过这些部队缺乏发系统组织、有效领导，被清军击败，也未能动摇左宗棠攻克金积堡的决心。左宗棠以松山之侄刘锦棠代替刘松山，又调动重兵围攻金积堡。

　　1871年1月（农历仍为同治九年）取胜，马化龙父子投降后于3月（同治十年正月）被杀，其部众有1800余人也被杀。左宗棠赏加骑都尉世职。肃清后方后，进攻甘肃河州，当地回民军领袖马占鳌顽强抵抗，清军屡屡受挫，但始终坚持作战。在左军的强大压力下，马占鳌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回民军的主力至此已经被消灭。

　　1872年（同治十一年）派刘锦棠克复西宁，白彦虎等退入甘肃；另派徐占彪进攻肃州，但肃州久攻不下。同年驳斥朝中停造轮船的言论，并在兰州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即兰州制造局）。8月入驻陕甘总督驻地兰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西宁回民军首领马桂源投降，被押往兰州并处死。随后左宗棠集合徐占彪、宋庆、金顺、刘锦棠等部大举围攻肃州，其后还亲往肃州督战。此役中，白彦虎等退到新疆。11月肃州回民军首领马文禄被迫投降，后被处死，其部属约有七千人被屠杀；事后承认“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之禁令，弁丁犯者不赦”，而肃州之役，则“不能尽行其志”。随着肃州克复，陕甘回变告终。清廷着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1874年（同治十三年）推动甘肃省与陕西省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以免甘肃考生赴陕乡试之苦；还推动西北茶政改革，镇压局部动乱。8月补授大学士，不久又补为东阁大学士。

　　收复新疆

　　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

　　1874（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军机大臣文祥赞同左见，全力支持之。与此同时，弹劾景廉、成禄等原受命收复新疆而逡巡不进者，成禄被革职，景廉被调任。

　　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准备物资

　　左宗棠此前已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

　　1876年（光绪二年）一年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毕竟缓不济急，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东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在新疆东部采买；四是向俄国人购买，1875年左宗棠曾接待俄国索斯诺夫斯基一行并与之订立购粮合同，一说这部分粮食实际来自伊犁。此外，左宗棠广设运粮台站，并于官运之外借用民力，节节转运。

　　筹措军费

　　1876年（光绪二年）1月，左宗棠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之旧例，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不料遭沈葆桢反对。几经波折，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而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但经费仍为不足。左宗棠后又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1878年（光绪四年）、1881年（光绪七年）三次为西征军借洋款，总计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81年（光绪七年）间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

　　克复北疆

　　1876年（光绪二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正式出兵。此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后迭增至32营），张曜所部嵩武军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金顺的部队整编为40营，加上担任防守任务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约7、8万。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50余营，2万多人。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源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

　　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8月，刘、金两军协力，经激战攻下乌鲁木齐外围的古牧地；阿古柏的帮凶白彦虎、马人得弃乌鲁木齐而逃，刘锦棠遂兵不血刃收复乌城（8月18日）。随后，金顺进占昌吉，荣全在刘锦棠协助下攻克玛纳斯城。至此，北路荡平。

　　打开南疆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是南疆的门户，对战局影响甚大。左宗棠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进兵；他并布置三路进军计划，促金顺留守乌城，而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

　　1877年（光绪三年）4月刘锦棠出兵，迅速收复达坂城（4月20日）和托克逊城（4月26日）；徐占彪与张曜在盐池会师，攻克吐鲁番门户七克腾木（4月21日）。阿古柏逃往焉耆，留其幼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刘、张、徐三军合击，又收复吐鲁番（4月26日）；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清军收复新疆过程中，英使威妥玛多次对清廷展开恫吓，此时又劝清廷停止进军、将阿古柏势力认作藩属，海防派亦运作朝廷，清廷遂向左宗棠说明，“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并让左宗棠“统筹全局”，提出己见。左宗棠上疏据理力争，强调新疆的战略意义、当前的大好形势，并提出要在新疆实行省制，最后得以继续新疆收复战。

　　收复南疆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8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10月间西征军先后收复喀喇沙尔（焉耆，7日）、库车（8日）、库尔勒（9日）、拜城（21日）、阿克苏（10月24日）、乌什（26日），白彦虎一路西逃并劫掠秋粮。东四城既克，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之敌自乱阵脚，相互攻杀。12月间，刘锦棠进军，先后收复喀什噶尔（17日）、叶尔羌（18日）、英吉沙尔（24日），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

　　1878年1月2日（农历仍为光绪三年）和田克复。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清廷嘉其功，诏封二等恪靖侯。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伊犁谈判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当时沙俄因克里米亚战争，比较虚弱，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借此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1878年（光绪四年）多次上书朝廷，讨论在新疆设省以及收回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他也与俄国方面有所交涉，并曾致书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但无果。清廷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然而谈判中，沙俄条件苛刻，且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

　　1879年（光绪五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闻讯，向清廷陈奏。他分析，伊犁本非沙俄领土，归还理所应当，但沙俄不仅勒索费用，而且要割取伊犁附近领土，使伊犁变成一座孤城，断然不可。至于增设领事，一面是拓展商务，更是借此渗透势力。他痛陈：“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曷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清廷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

　　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认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遂由肃州出发入疆，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饷，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期间，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此外，1880年（光绪六年）9月筹建已久的“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清廷在此情形下，召回左宗棠，左宗棠交棒刘锦棠，踏上回京之旅。当时正值俄土战争结束后不久，沙俄相对虚弱，加之其他的种种考虑，不欲开战，闻知左宗棠入京，反而担心中俄全面决裂，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较之《里瓦几亚条约》，中国虽赔款增加，并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在领事等问题上也收回一些利权。同日左宗棠抵京。他对这一条约态度复杂，一面说“界务无损”、“商务亦尚相安”，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然而，他一年多后致信刘锦棠时又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芘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总督两江

　　1881年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在此期间参与练兵、治河、禁烟等事。但他与同僚不和，自己也不习惯于任职中枢。10月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任上，兴办水利，改良盐务，支持洋务，重视海防。

　　1882年（光绪八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1883年（光绪九年）还曾赴山东镇压王觉一起义。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由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1883年（光绪九年）越南局势恶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势，自请赴边督军，并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准备作战。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请求，但未同意左宗棠亲赴前线。

　　1884年（光绪十年）1月因目疾请求回籍调治。4月因中法战争战事紧张提前销假，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8月孤拔所率法军于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中国海军（习称福建水师），破坏福州船政局。9月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2月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黑旗军、恪靖定边军等在镇南关得胜，夺取了谅山。清政府“乘胜即收”，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军，与法国议和。左宗棠不满，上《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但没能改变清廷的方针。他并批评主和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并诬告台湾道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并称病求退。

　　抱憾而终

　　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折，其一请求专设海防大臣，其二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也终于实现。

　　1885年（光绪十一年）9月5日（七月二十七日）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岁。

　　军事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又称“缓进速决”）。

　　“先北后南”，即先安定北疆（但不急取伊犁），再进军南疆。这是考虑到进军新疆重点在打垮阿古柏，而阿古柏的势力主要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其在北疆势力比较薄弱，进军困难较小；同时，位于北疆的乌鲁木齐有重要政治意义。从地理区位上讲，收复北疆，也可为进一步收复伊犁创造必要条件。

　　“缓进急战”中的“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急战”，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以及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自比诸葛

　　年轻时自诩为诸葛亮，常以“今亮”、“小亮”等自称，后听闻林寿图以诸葛亮之“诸”（谐音“猪”）来讽刺他，之后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便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结识陶澍

　　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春天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而作者，便是左宗棠。

　　结交林则徐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长沙舟中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则徐的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则徐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唯君乎！”临别，林则徐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前后对联

　　二十三岁结婚时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还曾自作挽联：

　　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除此之外，在有关曾左失和的传闻中，也有一些涉及对联的故事，例如“”季子自命才高，与人意计时相左”对“藩臣以心为国，问伊经济又何曾”，又如“看如夫人洗脚”对“赐同进士出身”（其中有的类似联句还被放到左李之争中），但经学者考证，其可信度较低。著名的“发上等愿”联亦非左宗棠原作。

　　左都御史

　　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深得信任，权柄遂大。《清稗类钞》称，骆秉章终日饮酒行乐，政务委诸左，左对他说：“您好似木偶，没有我牵着，哪里动得起来呢？”《庸庵笔记》则称，世传骆秉章一日听闻抚署辕门传来炮声，赶忙问身边人出了什么事，回答说：“是左师爷在拜发军报折。”骆点点头，徐徐说：“要不把折子拿来给我看看？”传言虽有夸大，但左之“乾纲独断”亦可见一斑。

　　结怨樊燮

　　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另说是左樊意见不合，左起身扇樊面颊。）后樊燮因事被骆秉章参劾，为求反扑而控告左宗棠，意图以此扳倒骆秉章，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而失败，樊燮也被革职。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至于左宗棠，则善待营救自己的潘祖荫，曾以大盂鼎见赠。按，研究者刘江华认为，左掌掴、脚踢樊燮诸事不可信。

　　左公柳

　　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巡视上海

　　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检查江海防务，曾四次巡视上海。首次巡视时（1882年6月），他带亲兵数百人，租借工部局以结刀持械通过须照会为由加以阻拦。大怒，说“上海本中国地，外人只租借尔。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之地，何照会之有？”他命令所有亲兵枪实弹，刀出鞘。洋人服软，清除道路，换升中国龙旗，鸣炮十三响以迎接。此后巡视，洋人愈加恭谨有礼。第四次巡视时（1884年2月），外国洋行人员和英、美、德、俄、奥等国公使均前往坐船晋谒。

　　弈棋胜负

　　围棋棋艺高超，少有敌手，有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觉得老人太过狂妄，立刻前去挑战，没想到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人将那块招牌拆掉，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见老人居然还悬挂著牌子，他很不高兴地又跑去和老人下棋，但是这次竟然三战三败，被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进步能如此快速。

　　老人笑着回答：“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将出征，所以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已凯旋归来，我就不必客气了。”左宗棠听后，才知自己鲁莽，而心服口服。

　　左宗棠鸡

　　著名菜式左宗棠鸡的发明人，是1970年在台湾开餐厅的彭长贵，只是假托于左宗棠。某日，时任台湾当局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蒋经国夜到彭长贵开设的彭园餐厅用餐。餐厅原本正要打烊，高档食材用尽，唯鸡腿堪用。彭长贵临场创作，将炸熟的去骨鸡腿肉以辣椒、麻油、酱油、醋、蒜末、姜末拌炒均匀，即成一道新菜色。蒋经国甚感美味，遂询菜名，彭长贵随机应变，说是清末湘军名将左宗棠当年爱吃的一道炒鸡块，借用左宗棠之名为这道菜加持。于是此菜就称“左宗棠鸡”，并成为彭园的招牌菜。

　　墓葬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村，从黄兴镇过东山大桥，南行约2公里，即可见公路边的“重修左宗棠墓碑记”。从碑后登数十级石阶，“清太傅大学士属靖侯左文襄公之墓”跃入眼帘。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石桌、石鼓、石香炉。两侧华表刻联语：“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

　　左文襄公祠

　　左文襄公祠，位于湘阴县八甲老街。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湖南巡抚奉旨为祭祀左宗棠营建的专祠。砖木结构，由三组硬山式屋宇和边廓组成，建筑面积1246平方米。左宗棠（1812-1885），清末湘军和洋务派首领，1852年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参与组建湘军，先后与太平军、捻军和西北回民军作战。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历任浙江巡抚，闽浙、陕甘、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大学士。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公。2002年5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以祠外墙基为起点，四向各至60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四向各至保护范围外90米处。

　　故居

　　旧居分布于湘阴、湘潭、北京等地。

　　在湘阴故居包括湘阴界头铺镇新光村左家段（即“左宗棠家祠”）和柳庄。1844年32岁的左宗棠用教书薪水的积蓄约900两白银在柳家冲置薄田70亩，亲自设计监工，建成了这座占地4.29亩、有48间房屋的砖木住宅。因其挚爱柳树生命力旺盛、百折不挠，起名“柳庄”。从1844年柳庄建成入住到1857年迁居长沙，与他的家人陆陆续续在柳庄居住了13年。

　　位于湘潭的桂在堂是左宗棠入赘周家时的旧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京的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堂子胡同25-27号，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

　　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乌鲁木齐本城几乎是兵不血刃。1876年（光绪二年）8月18日刘锦棠部架大炮于六道弯山梁上，仅施放一炮，炸毁一处城墙，清军官兵奋勇杀入城内，残敌如惊弓之鸟狼狈逃窜，乌鲁木齐一举克复。后来，人们在六道湾山梁上修建了炮台，命此炮台为“一炮成功”以资纪念。炮台垮塌后，后世重新建造了左宗棠雕像、炮台及“一炮成功”纪念馆。雕像旁边铭刻对联：“左公张正气，千年神武靖边；火炮卷狂飙，一发雄威退敌。”

　　除新疆外，在左宗棠故乡湖南湘阴兴建的左宗棠文化园，同样树立左宗棠雕像：左宗棠手握地图，目视疆土的形象，表现了他不畏强势、敢于担当的爱国情怀。

　　左宗棠的部分作品在生前即出版，其中《盾鼻馀渖》为左宗棠首部问世的结集，内容主要由诗文构成。  左宗棠死后，其奏稿、书牍、札件、诗文等于清末辑为《左文襄公全集》；20世纪80、90年代岳麓书社与湖南省社科院又编纂了《左宗棠全集》，内容增较前书加了三分之一  。此外，尚有各类选集若干种，  《晚晴簃诗汇·卷一三七》亦收录有其诗。  除前述结集作品外，尚著有《朴存阁农书》（失传）、《楚军营制》  （附条规）等等。

　　史书评价

　　《清史稿》：①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然好自矜伐，故出其门者，成德达材不及国籓之盛云。②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御赐祭文》：①东平浙水，南靖闽都，西极昆仑，北清畿甸。②书勋则钟鼎千秋，论治而堂廉一德。

　　历代评价

　　胡林翼：①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②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已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铙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

　　潘祖荫：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曾国藩：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李鸿章：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争，唯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彭玉麟：公是诸葛第一流，膺专阃廿有八年，旋乾转坤，最难得不矜不伐；我道汾阳再世，历中书二十四考，忠君爱国，直做到全始全终。

　　曾国荃：①佐圣主东戡闽越，西定回疆，天恩最重武乡侯，实同是鞠躬尽瘁；惟贤臣生并湖湘，位兼将相，地下若逢曾太傅，庶无负以人事君。②幕府封疆，书生侯伯，孝廉宰辅，疏逖枢机，系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魂魄常依帝左右；湖湘巾扇，闽浙楼船，沙漠轮蹄，中原羽檄，壮圣主威灵于九万里，声光远烁海东西。

　　翁同龢：其豪迈之气，俯仰一世。杨昌濬：用兵善于审机，坚忍耐劳，洞烛先几。……克一城、复一郡，即简守令以善其后。用人因材器使，不循资格；为政因时制宜，不拘成例。外严厉而内慈祥，所至威惠并行。甘省安插回众十余万，不闻复有叛者；固措置之得宜，亦恩信之久孚也。廉不言贫，勤不言劳。绾钦符十余稔，从未开支公费；官中所入，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督两江时，年七十余矣；检校簿书、审视军械，事事亲裁。居尝以汉臣诸葛亮自命；观其宅心澹泊、临事谨慎、鞠躬尽瘁以经王事，可谓如出一辙。

　　刘锦棠：宗棠事无巨细精粗，必从根本做起，而要以力行。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暑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傍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蚕织、牧畜，罔不因势利导，有开必先。军兴日久，文教浸衰；宗棠身在行间，讲学不辍。每克一城，招徕抚绥，兴教劝学。俄官索斯诺福斯齐游历，过甘阐说西教；宗棠接见，讲《孟子》“三必自反”之义，俄官为之敛容。其能以诚感人如此。

　　光绪帝：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著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朕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竭谋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终始如一。

　　林世焘：绝口不提言和事，千载独有左文襄。

　　唐才常：左、彭（彭玉麟）二公之直烛巨奸，不顾身家，绝无附会。

　　裴景福：左文襄佐骆文忠（骆秉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曾国藩）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杨昌济：宋韩（韩琦）、范（范仲淹）并称，清曾（曾国藩）、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刘体仁：①左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②左文襄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

　　徐珂：①光绪初，帕夏之未平也，左文襄肃清关内，禡旗启行。英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倡议封帕夏为外藩，朝士和之，并为一谈。文襄独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力斥众论，而西域遂平。②胡文忠之注重安庆，左文襄公宗棠之注重衢州，李文忠公鸿章之注重上海，皆谋之于豫，持之以恒，卒皆收其全功。

　　葛虚存：左文襄公，天资豪爽，圭角毕张，一切睥睨视之。……文襄刚毅强果，已届耄年，精力不衰，虽日历兵间疾苦，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边塞苦寒，雪压行帐，拥絮着缁，据白木案，手披图籍，口授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军事旁午，官书山积，日必次第治理。遇将士不尚权术，惟以诚信相感孚，贪夫悍卒一经驾驭，罔不帖然。……公雅喜自负，与友人书，恒末署老亮，以诸葛自况，砥砺刚介之操老而益力。

　　梁启超：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谭嗣同：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

　　左钦敏：综古今论之，邓（邓禹）、马（马援）、李（李光弼）、郭（郭子仪）中兴帝室，无此战绩；卫（卫青）、霍（霍去病）、韩（韩琦）、范（范仲淹）功高边塞，无此雄威。班定远（班超）生入玉门，尚须陈乞；岳忠武（岳飞）痛饮黄龙，徒成虚名。勋名之盛，秦汉以后，谁与比伦？

　　朱孔彰：论者谓粤寇未平，无以制捻；捻寇未殄，无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文襄尽瘁驰驱，白首临边，不易初志，功成名立，与日月争光矣。当其排众议，揣夷情，决胜算，我战则克，何其智且勇也！语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伟矣哉！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W.L.贝尔斯（威廉姆·莱斯利·贝尔斯）：左宗棠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个伟大的管理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国外知者甚少，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未享有应得的声望。倘若他的同胞能仔细研究他的生平与功绩，就能够获益匪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国人在悠久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感自豪。他对古代圣贤怀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圣贤之道。他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到一条出路。左宗棠不愧为国家之光、民族之光。

　　蔡东藩：吴说似迂，左议近夸，但得吴可读之一疏，见朝廷尚有效死敢谏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见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将帅。光绪初年之清平，幸赖有此。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俄许改约，全恃曾袭侯口舌之力，于左无与？不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盈廷谐媚，而独得吴主事之力谏，风厉一世，岂不足令人起敬乎？外交以兵力为后盾，微左公之预筹战备，隐摄强俄，虽如曾袭侯（曾纪泽）之善于应对，能折冲樽俎乎？直臣亡，老成谢，清于是衰且亡矣。人才之不可少也，固如此夫！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缪凤林：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

　　王震：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徐志频：左宗棠做人真实，做事实在，以凡人标准追求“一艺一伎之名”，着眼做好分内事，真正做到了“心忧天下”，以至事功盖世。

　　清国史馆编《国史本传》 

　　罗正钧纂《左文襄公年谱》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卷五《左文襄公宗棠别传》 

　　《清史列传》卷五十一《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七·左宗棠》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传》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