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唐代文学家)

　　早年经历元

　　稹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家族久居洛阳，世代为官。

　　元稹八岁时父亲元宽去世，家贫无业，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其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担起了教育元稹的担子。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相对容易的明经科，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以明两经擢第。

　　初进宦海

　　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为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

　　贞元十年(794年)得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曾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

　　选婚高门

　　贞元十八年(802年)冬，二十四岁的元稹第二次参加贡举。

　　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也同登书判拔萃科，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他在任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贞元十九年(803年)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韦夏卿小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丛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职位为从八品。

　　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谏官之职责)、“迁庙”(迁移新崩天子神主入祀太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元和元年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

　　元和四年(809年)，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同年春，奉命以详覆使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的他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贤淑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年仅二十七岁。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韦丛营葬之时，元稹因自己身萦监察御史分务东台的事务，无法亲自前往，便事先写了一篇情词痛切的祭文，托人在韦丛灵前代读。后来又写了三首悼亡诗《三遣悲怀》(即《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元稹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

　　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元稹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他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又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任浙东观察使的六年中，元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绩，深得百姓的拥戴。

　　终贬武昌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

　　太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

　　太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其墓志由白居易撰写。

　　文学

　　诗歌

　　元稹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诗歌成就最突出。他与白居易发起了诗歌运动——新乐府诗歌，由元稹开先河、白居易参与完备、流传千年的诗歌派别——元和体(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俩人所写的、注重诗歌语言平易浅切和通俗性的长篇排律)不仅“诗到元和体变新”，且天下文人“递相仿效，竟作新词”。

　　元稹所在的元和诗坛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是唐音渐趋宋调的转型时期。元稹作为这次新变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义的重要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显著的一席。

　　元稹的诗学主张及理论批评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乐府古题序》《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叙诗寄乐天书》《上令相公诗启》《杜君墓志铭》《白氏长庆集序》等作品里。在《乐府古题序》中，元稹条述了诗史的源流正变，反对“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主张“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推崇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诗篇，“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赞美了杜甫的新式乐府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八字极好地概括了新题乐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里，肯定了李绅《乐府新题》“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这与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所倡导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对于新乐府的创作实践颇具有纲领性意义。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元稹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它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气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二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还有《离思五首》(其四)也极负盛名。此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取次花丛懒回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

　　元稹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是用语浅近。与崇尚奇险的韩孟诗派不同的是，元稹善于用浅近平易的语言准确传神地表情达物，直抒胸臆。浅近是元白诗派的最大特点，也是它获得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在诗歌学中，常语和奇语是一对值得重视的矛盾。从表层意义上看，似乎以常语入诗比务奇斗险要容易得多，但如果从更高的审美层次来审视，用浅近的语言确切精细地摩写出自然界万物情状以及诗人自己的心态，倒是一种较难达到的艺术境界。元诗的喜用常语，在明白晓畅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写景抒情诗中表现得也很突出。诗人对大自然怀有浓厚炽烈的兴趣，自然万物的一举一动都强烈地奉动着诗人的诗思，被他迅速及时地捕捉到诗思。元稹与刘宋诗人谢灵运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浅显语言贴切自如地传达出风光物态，如《红芍药》。语近的特点不仅出现在元稹的咏物诗中，也出现在他的悼亡诗中，如《遣悲怀三首》。元稹的常语并非率尔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选语的精工。清人贺裳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诗至元白，实一大变。两人虽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元稹运斤成风，既苦心经营又不露斧凿痕迹，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语近的同时，也把思深作为自己诗歌的创作目标。在一些抒情诗中，元稹做到了语近和思深的有机统一，如《梦井》。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同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元和体”的首倡者，世称“元白”，在唐诗史上两人如双峰特起，论唐诗者辄曰前有李杜，后有元白，前后辉映，成为中国诗史的巍巍丰碑。元白堪称元和长庆诗坛的旗手，不仅以其创作产生广泛影响，而且以理论相鼓吹。贺裳称元白论诗“深得六艺之解”(《载酒园诗话》卷三)。

　　古文

　　元稹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首倡者和领导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传世的散文中，制诰数量最多，占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论纯正，举事周详，旨趣明确，措词雅驯是元稹制诰文的总体风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话、头肩腹腰尾干篇一律的陈腐面孔，有如春风吹拂大地。《唐书》本传载：“辞诰所出，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这种英姿勃发的新体圣旨受到朝野一致欢迎是情理中事。因为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领导机构的形象，使本来并不英明的穆宗皇帝变得胸有全局、知人善任、通情达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时也显得政令畅通，国家机器运转正常而有效。在国家多事之秋，能有这样一线亮光温暖人心弥足珍贵。唐穆宗高兴地说：元稹的革新制诏，“使吾文章语言与三代同风”。他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

　　在创作实践上，元稹诗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诸体该备，时有佳作名篇。

　　传奇

　　元稹创作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中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

　　政治

　　整顿法度

　　元稹在朝廷任监察御史时，在整顿法度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元和四年(809年)朝廷派他担任剑南东川(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一带)详覆使，前往东川调查泸州小吏任敬仲的贪污案，顺便调研采访，看看有没有其它不法事件。元稹到了泸州开始着手调查，发现在任敬仲的事件中牵涉到泸州刺史刘文翼的贪污行贿案，刘文翼的贪污行贿又和前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调查的深入，元稹发现严砺犯有收受贿赂、诬陷良民、擅自没收百姓财产、擅自征收赋税留为己用等不法行为。元稹把这些写成长篇弹状上奏朝廷，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

　　元稹完成出使任务，回到朝廷之后，继续充满激情地履行着自己作为御史的职责，在几个月内又先后调查并上报了十余起违法案件，弹劾的人员包括浙西节度使、河南尹、武宁王等高官贵戚。后来元稹担任尚书左丞，出任郎官，与违法乱纪的七个朝臣交锋争斗，在整顿法度，肃清吏治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地方政绩

　　元稹在地方做官时也作出了显著的政绩。元稹在通州，前三年任司马，后担任代理刺史七个月。他整顿吏治，出台政策，“赏信罚必，市无欺夺，吏不侵轶”。他引导百姓除草开荒，着手改变通州的落后面貌;还在南外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亲事农事，指挥农业生产;同时亲拟祝文三篇，在华阳观祭天气，求上苍风调雨顺、来年丰收、百姓安康。因为元稹情系百姓，政绩累累，当年通州人在他离任时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元九登高节”这一民俗。

　　元稹在武昌时，关心修水利以发展农业，均贫富以定税籍等改善百姓生活的事情。在岳州大水灾期间，元稹察知辖地实情，上奏朝廷，开仓出官米赈灾，救护百姓。后又向朝廷请求捐免当地秋租，解决百姓生活困难。

　　《旧唐书·元稹传》：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

　　《旧唐书·白居易传》：“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

　　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稹)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下珠玉。

　　顾陶《唐诗类选沿序》：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诗”。

　　张为《诗人主客图》：广大教化主：白居易。……入室三人：张祜、羊士谔、元稹。

　　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平岳干天。

　　韦縠《才调集序》：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

　　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述李戡语：自元和己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

　　谢迈《书元稹遗事》：稹与白居易同时，俱以诗名天下，然多纤艳无实之语，其不足论明矣。

　　张戒《岁寒堂诗话》：“元、内、张籍诗，皆自陶、阮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皂陋尔。比之吴融、韩偓俳优之词，号为格卑，则有间矣。若收敛其词，而少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

　　敖陶孙《臞翁诗评》：“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

　　蔡正孙《诗林广记》：“高秀实云：元微之诗，艳丽而有骨。”

　　刘克庄《后村诗话》：“元、白皆唐大诗人。余观古作者必以艰深文浅近，必以尖新革尘腐，二公独不然。”

　　严羽《沧浪诗话》：“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赋玞。

　　辛文房《唐才子传》：稹诗变体，往往宫中东色皆诵之，呼为才子。然缀属虽广，乐府专其警策也。

　　钱良择《唐音审体》卷一五：“要之，元白绝唱，乐府歌行第一;长韵律诗次之;七言四韵又其次也。”

　　叶燮《原诗》：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内舂容暇豫。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拟。二人同时得盛名，必有其实，俱未可轻议也。

　　王若虚《滹南诗话》：“情致曲尽，入人肝脾。”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唐之传奇文》：“《莺莺传》者，即叙崔、张故事，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

　　元白友谊

　　元稹与白居易诗歌理论观点相近，共同提倡新乐府，结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将他们并称为“元白”。两人之间经常有诗歌唱和，即使两人分处异地，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并发明了“邮筒传诗”。一次，元稹出使到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就写下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当日到梁州。”而此时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后来两人都先后遭贬，分别被放置外地做官。于是他们经常联络，互相鼓励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说的那样，两人终其一生都是友情极其深厚的“文友诗敌”。白居易有诗写道：“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风流韵事元稹堪称风流才子。他在娶原配夫人韦丛之前曾与一崔姓少女颇有私情。唐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任职，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根据唐代的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京应试。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崔莺莺”而娶了韦丛。

　　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即后来《西厢记》的前身。

　　元稹和唐代才女薛涛也有一段爱情故事。薛涛是唐代女诗人，人称““女校书””。她制作的“薛涛笺”一直流传到今。她才貌过人，不但聪慧工诗，而且富有政治头脑。

　　唐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诗人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闻蜀中诗人薛涛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后，特地约她在梓州相见。与元稹一见面，薛涛就被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诗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两人议诗论政，情谊渐深。在薛涛的支持下，元稹参劾为富不仁的东川节度使严砺，由此得罪权贵，调离四川任职洛阳。从此两人劳燕分飞，关山永隔。分别已不可避免，薛涛十分无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来的书信，同样寄托着一份深情。此时能够寄托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诗了。薛涛迷上了写诗的信笺。她喜欢写四言绝句，律诗也常常只写八句，因此经常嫌平时写诗的纸幅太大。于是她对当地造纸的工艺加以改造，将纸染成桃红色，裁成精巧窄笺，特别适合书写情书，人称薛涛笺。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涛对他的思念还是刻骨铭心。她朝思暮想，满怀的幽怨与渴盼，汇聚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诗《春望词》。元稹当时三十一岁，正是男人的风华岁月，而薛涛即便风韵绰约，毕竟大了十一岁，两人年龄悬殊。另外薛涛乐籍出身，只是一个歌伎，对元稹的仕途只有负作用，没有正能量。对于这些，薛涛也能想明白，并不后悔，很坦然，没有一般小女子那种一失恋便寻死觅活的做派。于是薛涛从此脱下了她极为喜爱的红裙，换上了一袭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从炽烈走向了淡然。

　　除了薛涛，元稹还与另一才女刘采春有一段恋情。刘采春是当时“参军戏”中红极一时的女主角，嫁给周季崇后，她与周家兄弟一起组成了“家庭戏曲班”。有段时间这个戏曲班从江苏淮安来到绍兴演出。几场演出下来，绍兴城已是万人空巷。

　　当时元稹任越州(今绍兴)刺史、浙东观察使，正赶上刘采春的演出，这个绍兴城的最高长官元稹坐不住了，在观看了刘采春的一次表演后，他立刻成为刘采春的粉丝，并且写了篇声情并茂的评论文章，极尽捧角之能事，这篇文章立马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这段情事在唐代人范摅的《云溪友议》一书中做了记载：“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咏虽不及(薛)涛，而华容莫之比也。”元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刘采春美貌的倾心，他自己也承认“诗才虽不如涛，但容貌佚丽，非涛所能比也”。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元稹还把这场情事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他留滞浙江七年，两个人来往时间长达七年之久。一次因酒兴大发，题诗道：“因循未归得，不是恋鲈鱼。”同僚一个叫卢简求的看到该诗，开玩笑说：“丞相虽不为鲈鱼，为好镜湖春色耳!”可见元稹与刘采春二人当时的关系众人皆知。刘采春与元稹的绯闻虽然流传甚广，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原因很简单，元稹已经习惯了喜新厌旧，刘采春与薛涛一样，身份低贱，与元稹门不当，户不对。

　　元稹有个癖好，喜欢为他钦慕的女人写诗。当年他和薛涛热恋时，写了一首《寄赠薛涛》，后来与刘采春恋爱时，又写了一首《赠刘采春》诗：“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纹波。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这位四处留情的文人，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些不入正史的资料。

　　薛涛公案

　　在生活品节方面，元稹因与薛涛的关系复杂难明，而受人诟病。20世纪，许多学者沿袭《云溪友议》、《清异录》、《牧竖闲谈》中的传统观点，认为元稹在蜀时与薛涛有来往，甚至有暧昧关系，因此对其生活品节表示不满。张蓬舟《薛涛诗笺·薛涛传·元薛因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即认为元稹最初爱慕薛涛，后两人相见亦相爱，最终元稹用情不专，而薛涛终身未嫁。邓剑鸣、李华飞在《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中也认为二人在梓州确曾相见并相爱。苏者聪《元稹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往情深”吗?》(《光明日报》1985年7月2日)则指出“宪宗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不正常的关系”。朱德慈《元薛姻缘脞证》(《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则以“诗证”、“史证”、“他证”力证元稹与薛涛之间确实有过无果的爱情。对于此问题，卞孝萱、陈坦、冀勤、吴伟斌等学者持反对意见。卞文《元稹·薛涛·裴淑》(《四川师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认为严绶时任右仆射，不在成都，不可能遣涛侍稹，元薛之间只有“唱和关系”而“未曾会晤”。陈坦的《〈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辨误》(《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也不同意二人有过爱情关系。冀勤《元稹道德品格之我见》(《文史哲》1987年第3期)主要针对苏文进行商榷。文章开列了元稹恋爱，婚姻的时间表，用事实说明元稹并非“轻薄放荡、好色成性”。作者还指出，评价古代作家时必须有足够材料依据，并顾及作家当时的“是非标准”。吴伟斌接连发表了《元稹与薛涛——兼与苏者聪同志商榷》(《牡丹江师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也谈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等文章，认为历来关于元稹轻薄好色的说法并无可信根据，并于后文对此事全面探讨。他还认为现存元薛唱和诗“实为他人伪作”，而薛涛的《赠远二首》“实与元稹无涉”。

　　《莺莺传》公案

　　张生为元稹自寓，此说始于宋人赵令畤《侯鲭录》卷五云：“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20世纪从始至终都有学者力主此说。如50年代之前的鲁迅、陈寅恪、刘大杰，80年代之前的卞孝萱、孙望，80年代之后的程国赋等等。但随着学术界思想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寻求事实的真相，于是产生了另一种观点，即张生只是元稹塑造的艺术形象，并非本人。霍松林《略谈〈莺莺传〉》，刘明华《也说元稹的不白之冤》(《读书》1988年第5期)，黄忠晶《对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的质疑》，谢柏梁《元稹〈莺莺传〉非文过饰非》等文皆否定自寓说。吴伟斌在此问题上也颇为用心，连续撰写了《“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再论张生非元稹自寓》(《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论〈莺莺传〉》(《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三论张生非元稹自寓》(《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文章，皆认为：张生绝非元稹自寓，在张生形象中确有元稹影子，但影子不等于本人。“仅仅根据作家塑造出来的小说人物之行踪，勾勒作家生平、甚至编入年谱，写入传记，并以此抨击作家的人品，显然是难于服人的”。并于《质疑》中将自寓说的论据归纳为十条，论条反驳，论述周详，颇能服人。20世纪末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是目前较为通行的文学史，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鲜明的立场，即：自传说是不妥的，“只有把它作为真正的文学创作来理解，才不至于损害它的审美价值，缩小它的思想意义”(第四编第九章《唐传奇与俗讲变文》，第二卷P392，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